张毕来生平简介

（1914～1991）

张毕来，原名张启权，又名张一之，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红楼梦》学专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长。

1914年9月12日，张毕来出生于凯里市炉山镇（原炉山县清平镇），父亲张宗裕继承祖业以染布为生，在当地还算较富裕的家庭。3岁时，张毕来母亲因病不幸去世，便跟随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10岁时，父亲也因病离开人世，兄妹几人依靠大伯和继母抚养，长大成人。1920年，张毕来进入当地私塾念书。1926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进入新式学堂即炉山小学开始接触白话文和学习英语，并阅读大量课外书籍，如《说岳》、《红楼梦》等，从此逐渐喜欢上了文学。期间，目睹了语文老师因革命而被国民党当局谋害，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29年，张毕来前往贵阳上中学，就读贵州省立男子师范学校，后任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在校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组织和参加学生运动，组织“血潮社”，编辑《血潮》周刊，创办《贵阳晚报》，并与同学一道秘密发放张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传单。他在贵州省立男子师范学校学习6年后毕业，到贵阳一所小学教书。为汲取更多的知识营养，张毕来决定继续外出求学。1936年，他前往上海参加大学考试，由于成绩优异，被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育系录取。在校期间，他勤奋学习，每天到浙江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胸怀爱国理想的张毕来便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组织了“黑白文艺社”、“黎明歌唱队”，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同时，他还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经常上街宣讲抗日的道理，教人们唱抗日的歌曲，号召人民勇敢地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后因日寇进攻上海，紧逼杭州，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当年底，张毕来离开浙江大学，在浙东一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浙江遂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

1938年9月，张毕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由于日寇占领杭州后并未向浙东进发，浙东的局面暂时缓和下来，国民党当局便开始在浙东对进步青年进行迫害。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安排，张毕来等人被派往金华区开展台湾抗日义勇队的筹建工作，并很快把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起来，李友邦担任队长，张毕来任秘书。后来，根据上级组织的要求，这支队伍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张毕来任支部书记，夏云（张毕来夫人，当时化名杨炜）任该队台湾少年团指导员。在此期间，因工作需要，张毕来改名为张一之。筹建义勇队工作期间，为加强对民众的宣传，张毕来还主编《台湾先锋》月刊，以“抗日救亡”、“祖国统一”等为宣传的主题。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以后，为增强队伍的团结和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张毕来还起草了《台湾义勇队队歌》歌词和宣言。然而，由于当时没有人会谱曲，张毕来便特意找人将歌词寄给远在重庆的中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贺绿汀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在谱好曲以后及时地转交给了张毕来。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台湾义勇队队员们经常唱着这首歌走上前线与日寇进行战斗。

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去皖南检查新四军的工作，路过浙江金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张毕来和中共地下党员邵荃麟同志向周恩来汇报并请示关于台湾抗日义勇队的工作，周恩来对义勇队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作了重要指示。1940年夏，新四军一交通员带来一位临产的女同志，要求张毕来将其安顿好并帮助其生产。张毕来与夏云立即秘密联系当地的群众，对产妇作了妥善的安排，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当年秋，国民党蓄意破坏国共合作，肆意逮捕和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一时间金华的局势陡然紧张起来。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汪光焕立即通知张毕来和夏云马上离开。张毕来按照组织的安排，将台湾义勇队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交给其他同志，便携夫人夏云离开浙江前往上海，不久皖南事变发生。1941年夏，张毕来和夏云在上海被日寇逮捕。同年秋出狱后，张毕来开始在上海女子中学任教。1942年初，张毕来得知昔日的革命战友邵荃麟、张锡昌等在桂林，便带领夏云匆匆前去相会，并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当时，邵荃麟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化组组长。在邵荃麟的领导下，张毕来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但生活困难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后来，邵荃麟建议张毕来为书店翻译欧洲文学作品，如《汤姆·琼斯》。可是，张毕来考虑到要译出这部文学作品有很多困难，并且，他根据当时中国的时局，还不如翻译尼赫鲁的作品，更能激发人们的革命思想和斗志。于是，张毕来克服了各种困难翻译出了《走向自由·尼赫鲁自传》、《监狱，我的第二家庭》两部文学作品，并在桂林远方书店出版发行。与此同时，邵荃麟还主张张毕来去学校教书，并经桂林师范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葛琳介绍，张毕来顺利进入到该校任教。但不到一年，因新来的校长思想比较反动，他对张毕来的行动产生怀疑，便以张毕来没有大学文凭为借口将其辞退。离开桂林师范学校后，张毕来遇上了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史地系主任陈竺同，陈竺同非常器重张毕来的学识，力荐张毕来到该院教书。同时，张毕来还得到该院中共地下党员林砺儒、谭丕模的帮助，使张毕来顺利进入桂林师范学院史地系，并担任讲师、副教授。他在史地系讲古文的同时，由于其学识渊博，还在中文系讲外国文学。在教学中，张毕来的教学方法变通创新，深受同学的欢迎和赞赏，他讲外国文学的讲义，后来经整理在1945年由文化供应社出版，书名为《欧洲文学史简编》。

1943年，当得知日军不久将攻打桂林，桂林师范学院便由桂林迁往贵州平越（今福泉市），张毕来随桂林师范学院回到家乡。在平越期间，张毕来经常往返于炉山与平越之间。国民党炉山县党部在得知张毕来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秘密往来后，就派人前往平越缉拿，恰巧张毕来的同学孙鸿涛得知了此消息，及时通知了张毕来，使张毕来有幸逃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桂林师范学院又从平越迁回桂林。同年12月，张毕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广西支部委员，与张锡昌等一起在文化教育界开展民盟工作。1947年7月，蒋介石为实行其独裁统治，肆意逮捕民主进步人士，妄图摧毁民主力量。由于张毕来在民盟比较活跃，他的行动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月的一个晚上，特务突然闯进张毕来的住所，将其逮捕并关进了南宁监狱。入狱后，张毕来镇定从容，机智地与特务们周旋。并仍然坚持学习，凭着顽强的毅力译出了50万字的英国作家乔治·依利奥特长篇小说《亚当·比德》。后来，在进步师生的抗议和各方民主力量的积极营救下，张毕来在监狱被关了10个月后得到释放。

1949年初，他绕道香港赴东北解放区长春，在东北大学（后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在东北大学，张毕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同时，他利用空闲时间，编写新文学运动史讲义。1950年，《亚丹·比德》由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1951年，张毕来又翻译了原苏联作家阿·穆沙托夫的小说《小北斗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因这部译著的影响，张毕来被苏联文学界赞誉为“中国文学界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五十年代末，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专门致信张毕来，要求他以“托尔斯泰与中国”为题发表其见解。

1953年9月，因工作需要，张毕来调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副馆长。1954年春，张毕来又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主持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1955年，张毕来原来撰写的新文学运动史经过整理、修改、完善，编成《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是建国初期全国仅有的几部关于新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在新文学史中介绍共产党人文学主张的著作，几十年来一直是各大学中文系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这部著作于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发行。张毕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按照中央的要求，与著名作家吴伯萧共同负责课程改革，主要是将汉语与文学实行分科教学。这项课程改革工作，因吴伯萧常常忙于突击其他中心工作任务，实际主要的课程改革任务都落在了张毕来的肩上。1956年下半年，应著名作家杨朔的要求，张毕来为茅盾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大会拟发言稿，发言稿里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文学情况，并指出当时文学创作存在教条主义倾向。张毕来的观点和意见得到茅盾的完全认可，并赢得大会各国作家的好评。可也因为此报告指出了当时文学创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成为后来全国“拔白旗”运动的“白旗”，受到大报小报的批评。同年，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育试行，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他和王微、蔡超尘共同主编的中学文学课本，其中初中六册，高中四册。这次课程改革对推动中学语言文学教学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2年，张毕来调入民盟中央工作，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毕来在出版社和民盟中央工作期间，一心钻研文学，辛勤笔耕，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几十余篇文章，影响甚远。“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毕来受到冲击，因发表《孽海花·前言》和评《桃花扇》中的人物，被扣上美化汉奸、妓女、叛徒的罪名，还经常挨批遭斗。而且被派往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改造学习”一年。回京后，因民盟当时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张毕来就开始着手钻研《红楼梦》，先后编著了《漫说红楼》和《红楼佛影》。1978年，这两部著作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0年，张毕来当选为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并被推选为《红楼梦》学会副会长，随后亲自主持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会，为海峡两岸“红学”研究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5月，他完成著作《贾府书声》，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4年，张毕来将自1956年至1982年26年间撰写的40余篇散文和论文整理成《张毕来文选》，并经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亲自题写书名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他回到故乡凯里，被黔东南民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聘任为客座教授，并在该校给全体师生作学术报告。1985年，张毕来撰写的《谈＜红楼梦＞》（又名《红学刍言》）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同《红楼佛影》、《贾府书声》被学界誉为红学“三部曲”，为“红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年，张毕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群言》杂志编委。1987年，年事已高的张毕来辞去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改任民盟中央学习委员会主任。1991年春，针对我国扫盲工作的实际需要，张毕来将多年来潜心研究出的一套《普通话语音代表字》（400字）注音字典和课本，作为提案向全国政协提出，受到全国政协和国家教委的重视，并荣获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其在民盟工作期间，先后被推选为民盟中央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六届中央常务委员和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全国政协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政协常务委员。

1991年12月5日，张毕来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在悼词中对张毕来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张毕来同志从青年时代就追求真理和进步。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后，对党忠心耿耿，无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坚信党的事业必胜，坚持不懈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两次被捕入狱中，表现了革命者的忠贞气节。在他长期的民盟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善于团结和带动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跟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贡献。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奉献力量。他工作细致，认真负责，严于律己，待人热情，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和子女，从不搞特殊化。他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逝世，是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学界的损失。”

（党史研究室 唐军娥整理 8063280）